“咱娃儿可都得好好教着，可不能让他们没人使了。”

“什么他们，是咱们，咱们都是华夏的，是一家人……”

与此同时，京城。

几乎一年的时间，火器营的工匠们已经换了两轮。

康熙的耐心越来越少，他无法理解技术差距的根源，眼里也看不到没有硝酸炸药，被炮弹炸膛致残的底层工匠。

华夏的火器是建立在戴梓的天才，殷灵毓的超前知识以及初步的简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。

清廷工匠仅凭模糊的战报，甚至连缴获的零星残片都没有，在没有理论指导和工业支撑的情况下，根本不可能成功仿制。

但康熙不懂。

他只能将失败归咎于工匠们的“无能”，“不尽心”，试图用处决他们的鲜血，向其他人逼迫出成果，认为只要技术上能追平，就能在军事上取胜。

这是他作为传统帝王最直接的思维模式，但他完全忽略了支撑华夏军力的底层逻辑，那些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，高效的后勤保障，民心凝聚带来的兵源质量和士气，以及背后的简陋初级工业体系。

他只是在徒劳地模仿“果实”，而不去研究甚至拒绝承认培育果实的“土壤”，因为他知道那会动摇自己的统治，削弱自己的权力。

阶级立场和统治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这么做。

事实上康熙所做的每一步都是对的。

至少对于他的统治而言。

但他面对的是已经超出他的固有认知的“反贼”，他想不到仅仅是一年，吉林与黑龙江会在起义军的带领下发展成什么样子，他选择最稳妥的固守，就等于放弃了战争的主动权，就等于是在消耗和比拼国力，财富。

反贼能有这些吗？

再说了，消耗了百姓，对他有什么影响吗？

康熙不在乎。

所以，康熙所做的每一步，其实都在加速清廷与百姓的对立。

对汉臣，特别是江南士绅的严密监控，对军队和火器研发而调拨的巨额开销，对关内摊派因此更重的赋税，还有更加严苛，几乎是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，不敢提一句关外的文字狱。

仿佛一座堤坝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洪水冲击，康熙所做的，并非疏浚河道，加固根基，而是不顾一切地命令民夫们将堤坝垒得更高，更厚，对堤坝内部早已被蛀空的蚁穴视而不见，习以为常。

于是，税吏的盘剥变得变本加厉，以筹措军费，许多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被迫卖地，沦为佃户或流民。

额外的摊派，更凶恶的胥吏，高价的必用品，赚不到的钱粮。

“康熙盛世”的金色外衣下，民间的活力和财富正在被急速抽干，怨气在无声地积累。', ''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