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'“头一个就是支前任务重。

上级要求的军鞋、军粮、炒面任务一波接一波，数量大、时间紧。

老乡们觉悟高，都咬牙支持，但确实占用了大量青壮劳力和畜力，眼看春耕就要开始，人力畜力都显不足，部分群众家里存粮消耗也大，心里有点发慌。”

“第二个，是镇反运动深入以后，社会秩序好了，但也牵出不少历史旧账，有些小地主、旧职人员问题不大但很恐慌，生产积极性不高。

如何精准把握政策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，也不扩大化影响生产，这个度，我们还在摸索。”

“还有，就是上级这段时间一直强调的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***的‘三反’苗头。”

张文杰说到这里，看了一眼桌上那篮礼物，语气更加郑重，“虽然还没发现大的贪腐问题，但像接受群众礼物这类‘小事’，在一些干部思想里确实不觉得是问题，甚至认为是‘干群关系融洽’的表现，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普遍，也很危险。”

张文杰的语气变得更加严肃，他向前倾了倾身体，继续汇报：“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讲排场、比待遇的细微苗头又开始冒头了。

比如，有的科局下去检查工作，开始讲究起吃喝标准，觉得粗茶淡饭‘没面子’；

个别同志开始打听其他地区同级干部的待遇，攀比办公条件、配车标准；

甚至有些会议上，空话、套话多了起来，实实在在研究问题的风气反而淡了。”

他看了一眼陈朝阳凝重的表情，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最关键的判断：“这种种迹象，根子上是一种思想上的松懈。

部分同志觉得革命胜利了，枪杆子握牢了，可以稍微松口气，享受一下‘革命的果实’了。

这种‘革命到头’的思想，比一两个贪腐分子更可怕……”

“而且，首长，”徐卫华接过话头，眉头紧锁，“这股风不仅仅在干部中间。

一些群众，特别是和我们机关打交道多的村镇干部、积极分子中间，也出现了不好的攀比风气。

比如，哪个村给工作队送的慰问品更‘丰盛’一点，哪个军属得到的照顾更多一点，都会成为他们私下比较的话题。

虽然都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拥护，但这种拥护如果表现在物质攀比上，就变了味。”

“这种风气，最近……或许是因为支前任务重，各级检查督导来得频繁，下面的人又想‘表现’，或许是因为外界某些地区传来的不好习气的影响，这股风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的迹象。

虽然还没成气候，但我们必须向您汇报这个苗头。”

徐卫华接着补充道：“公安线上压力也大。既要保证支前物资运输线的安全，防止敌特破坏，又要配合镇反，还要处理因为支前和运动产生的新的人民内部矛盾，警力确实捉襟见肘。”

陈朝阳听得很仔细，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，这是他在深度思考时的习惯。

他没有立刻给出答案，而是先问了几个问题：

“春耕畜力不足，有没有统计过具体缺口？专区农机站能发挥多大作用？”

“对恐慌的中间阶层，有没有派人去做过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？有没有具体的团结对象？”

“你们提到的干部思想松懈问题，有没有抓一两个典型事例，在干部会议上进行剖析警示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