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首诗写于开元二十八年（公元740年），当时他陪玄宗在兴庆宫赏柳，见春风拂过柳枝，新叶簌簌生长，想起越州老家的柳树，便随口吟出了这四句。没成想，这诗像长了翅膀，短短几天就传遍了长安，连宫里的嫔妃们，都在绣花时哼这几句。

有人问贺知章，为何能把春风写得这般鲜活。他笑着说：“不是老夫写得好，是春风本身就有趣。你看那春风，把柳丝剪成细叶，把桃花染成粉红，多像个手巧的裁缝啊！”

这般童心，在他晚年归乡时，化作了《回乡偶书》里的乡愁。天宝三载（公元744年），85岁的贺知章辞官归乡，刚到越州永兴县（今浙江萧山）的村口，就被几个玩耍的孩童围住。孩童们睁着圆溜溜的眼睛，问他“老爷爷，你从哪里来”，贺知章摸着孩童的头，鼻子一酸，随口吟出：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

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道尽了游子归乡的复杂滋味。后来他坐在镜湖边的石头上，看着湖水荡漾，又补了第二首：“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镜湖的水还是老样子，可当年和他一起摸鱼的伙伴，早已不在人世。贺知章望着湖水，没有伤感，反而笑得坦然——他知道，人事会变迁，但自然的生机永远不会停，就像他的诗，即便过了千年，依旧能让人想起盛唐的春天。

贺知章的才华，不止在诗里，还在书法中。他与张旭、怀素并称“唐草三杰”，尤其擅长草书。他的草书《孝经》，如今被日本皇室珍藏在宫内厅，那墨迹酣畅淋漓，线条像极了他醉酒后的步态，看似随意，却藏着章法。

据说他写《孝经》时，正逢天宝元年的重阳节，他在千秋观（后来他捐宅改建的道观）里喝了半坛米酒，趁着酒劲，挥毫而就。写完后，他看着纸上的字迹，笑着说：“这字里有酒气，也有仙气，算不得精品，却算得真性情。”

当时的文人都以能得到贺知章的书法为荣。有次吏部侍郎向他求字，贺知章却笑着说：“你要是能陪老夫喝三坛酒，老夫就给你写。”侍郎真的陪他喝了三坛酒，贺知章也不含糊，当场写了一幅草书《采莲曲》，笔锋灵动，像极了镜湖的莲叶在风中摇摆。后来这幅字被侍郎珍藏在家中，每逢文人聚会，都会拿出来展示，引得众人啧啧称赞。

贺知章的晚年，活得比诗还惬意。85岁辞官时，他对玄宗说：

“陛下，老夫老了，眼睛看不清竹简了，想回镜湖边当道士，看柳树发新芽，听乡邻说吴越话。”

玄宗舍不得他走，却也知道他心意已决，便赐他道号“四明狂客”，还亲自写了《送贺知章归四明》相送。

太子率百官把他送到长乐坡，贺知章撩开车帘，望着长安的城门，想起36岁那年刚入长安的模样——那时他鬓角还没白，心里满是“致君尧舜上”的志向；如今要走了，才明白最珍贵的，是老家的那棵老柳树，是镜湖的那片春波。

归乡后，贺知章把宅第捐了出去，改建成“千秋观”，则在观旁搭了个小茅屋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沿着镜湖散步，看渔民划着小船采莲，听乡邻说家常话。

遇到雨天，他就坐在茅屋里，泡一壶越州的绿茶，翻着从长安带来的《昭明文选》，偶尔兴起，就提笔写几句诗，或练几行草书。有次邻村的孩童来千秋观玩，见他在写草书，就围着他看，贺知章便教孩童们握笔，还笑着说：“写字不用急，要像春风拂柳那样，慢慢来。”

天宝三载（公元744年）秋，贺知章在睡梦中安然离世。弟子们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几行草书，是他自己的诗：

“四明有狂客，风流贺季真。长安一相见，呼我谪仙人。”

旁边还放着半块从长安带来的桂花糕，早已干硬，却还留着淡淡的桂香——那是李白当年送他的，他一直没舍得吃。

后世的文人，都称贺知章为“诗狂”。这“狂”，不是乖张，不是傲慢，而是不阿谀权贵、不困于世俗的底气。他当官五十年，始终保持着文人的本真；他写诗19首，首首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；他练字一生，笔下都是自在的性情。

他活了85岁，从初唐的风雨走到盛唐的繁华，把人生活成了一首最动人的唐诗。如今，翻开《全唐诗》，还能读到他的19首诗；走进浙江萧山的贺知章故里，还能看到镜湖边的那棵老柳树，据说那是他归乡后亲手种的；在日本皇室的宫内厅能看到他的《孝经》草书，墨迹依旧鲜活。

这些都在告诉我们：盛唐虽已远去，但那个把大唐活成诗的“狂客老神仙”，永远留在了岁月里，留在了每一个读他诗、品他字的人心中。', '')